婚礼那天她缝错金线的样子，想起她把雾霾蓝认成黑色的冬天，原来早在我呱呱坠地时，她就把人生分成了两半：一半给了啼哭的我，另一半永远留在了1998年的巴黎夏天。
当晚在老宅的厨房，妈妈翻出压在米缸底的杨梅酒。
玻璃罐打开的瞬间，酸香混着记忆涌出来——这是她当年在秀场后台偷喝的酒，说能让灵感发芽。
“后来呢？”
我看着她往粗瓷碗里倒酒，琥珀色的液体在碗沿晃出涟漪，“放弃巴黎之后？”
她灌了口酒，眼角的皱纹里浸着水光：“回了国，开了间童装工作室。
给你做周岁礼服时，把香奈儿的经典款改成了连体衣，腰上还缝了个奶瓶图案。”
她突然笑了，笑声里带着酒气，“同行说我疯了，好好的高定设计师去做童装，后来又离了婚，他们就说——”她突然哽住，指尖掐进碗沿，“说单亲妈妈搞设计就是个笑话，迟早得把孩子扔进托儿所去缝扣子。”
我想起第三章在病历上看见的“红绿色弱”，想起她把我的旧设计稿收进抽屉时的模样。
原来那些被我嫌弃的土味审美，那些笨拙的蕾丝和荧光色，都是她在时尚圈的嘲笑中，给自己搭的最后一道防线——既然高定之路被堵死，那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，继续缝补她破碎的梦想。
“所以你烧了所有作品？”
我指着素描本上被撕掉的几页，边缘还留着焦黑的痕迹。
她摇摇头：“是你外婆偷偷藏起来的。”
指尖划过婴儿服上的小熊图案，“她说这些是我的另一个孩子，就算我不要了，她也要替我养着。”
窗外的蝉鸣突然尖锐起来。
我望着妈妈，突然发现她手腕内侧有块淡褐色的烫伤——那是我五岁时打翻热汤留下的，当时她正在画参加国际童装展的设计稿，烫到手腕都没放下画笔。
原来她从未真正放弃过，只是把所有的笔触，都藏进了给我织的毛衣、改的校服、缝的每一件“灾难级”衣服里。
手机在裤兜震动，是周砚礼发来的消息：“下楼，带你看样东西。”
老宅的青石板路上，他靠在黑色宾利旁，手里捏着张照片。
我接过的瞬间，血液几乎冻住——照片里，二十年前的妈妈和一位戴珍珠项链的女士站在巴黎某秀场后台，
